春天即将结束，闸北府邸红山墙上的蝎子百合却依然盛开。

陶培庆摘下老花镜，从衣服和针线活堆里站起来躺下，走到石库门口晒太阳，伸伸了几下坐肿的双腿。

“陶少爷，今天生意顺利吗？” 他微笑着挥了挥手。 夏天是换衣淡季，“陶吉换衣”店不像平时那么热闹，他有时间闲逛。

几十米外的“小黄依依”门口，金瑾瑜靠在墙上，看着磨刀师“火火”磨剪刀。 今天她脚下一滑，把剪刀掉在了地上，刀尖立刻就变钝了。 裁缝怎么能没有一把好剪刀呢？ 她赶紧叫来了她熟悉的磨刀器。

“小黄”对面是“小航盖一”，再往北走，就能找到“美美盖一”。 在与“桃记”并列的1025巷122号院落里，还有一座“122号盖一”。 世纪之交，这五家服装改装店陆续在虹口大厦扎根。 转眼20年过去了，他们已经在这个老牌街区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梅泰亨》往事

“以前怎么会有换衣服的生意？我们都是做裙子的。”

“122号”店张杰学剪裁，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服装美感的需求以多种方式爆发。 1985年，年轻的张杰离开家乡福建兴化，来到北京拜师求学。

当时北京人最流行的就是自己去买布料，然后请裁缝来订做。 张杰跟着师父走进各个房子，从早上8：00到下午6：00吃吃喝喝。 两个人，四只巧手，可以做十几件外套，三天就赚七八块钱。

他的老乡、“美美”的老板赵建新也有类似的经历。 在数千次的染整过程中，他们练就了一身好的剪裁、缝纫和熨烫技艺。

随着赵建新在业内的名气越来越大，深圳一家服装厂的老板邀请他到工厂工作，担任经理。 不久之后，他来到了广州的一家服装厂。 2003年，他来到上海建厂。 当工厂经理很难。 他必须经营企业并管理工人。 再加上“非典”的影响，赵建新很快就感到沮丧。

这时，母亲的一个电话把他从火中救了出来：“哥哥，你快回北京来帮帮我吧。”

他的哥哥也是裁缝，比他更早来北京。 “美美”店名就是取自她的名字。 奶奶原本也以做衣服为生，但世纪之交，她嗅到了不同的商机。

1997年至2001年，梅龙镇广场、中信泰富、恒隆广场相继建成，北京东路商圈崛起。 “美泰恒”内众多国际一线奢侈品牌专卖店，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引领市场”、大开眼界的机会，也吸引了这些钱包鼓鼓的新生代消费者。

然而，由于不同人种的体型差异，很多顾客发现花高价买来的漂亮衣服并不合身——尺码一样，但袖口或裤子太长，很尴尬。穿。 店员注意到了顾客的需求，主动为他们关注裁缝师傅。

也是在1997年，张杰和陶培庆就已经在虹口大厦开设了自己的裁缝店。 晚上超市的店员来这里吃小包子，正好遇见了，生意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他们纷纷转型成为裁缝。 每天晚上，店员都会送来需要更换的衣服。 加工完成后，他们将货物送回家，店员将其交给顾客。

陶培庆回忆，当时订单最多的时候，有28家店要求他换衣服。 赵建新的母亲也拥有27家公司，但她太忙了，所以她从北京给他打电话上海服装厂大烫招聘，雇了两个帮手。

“美美”店里挂着成堆的超市订单

衣服很多，店里很匆忙。 对于他们来说，加班是很正常的事情。 陶培庆经常熬夜到下午两三点才休息，有时甚至躺在缝纫机台上过夜，醒来继续工作。

闸北公馆里的小店凭借地理优势、精湛的技艺和勤奋的态度，与“美泰恒”中的大牌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122号”的墙上还挂着这些品牌的标签：“巴宝莉”、“杰尼亚”、“范思哲”、“登喜路”、“阿玛尼”……张杰一边接过一件“罗意威”连衣裙，一边精心缝制。独家专访。 针。

陶培庆从工作台上捡起一块废料递给我：“摸一摸，不一样了。” 然后他找到了一件触感同样光滑的衣服。 原来，这块玉石是从一条“古驰”裤子上切下来的。 从。 台面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大牌衣服碎片。

“小黄”、“小航”虽然是后来者，但凭借集聚效应，也获得了商圈的份额，并获得了不少二三线品牌以及快消品牌的订单。 性格孤僻、善于社交的黄金玉很快就与超市店员结下了友谊，订单如潮水般涌来。 那是裁缝换衣服的黄金时代。

广州现代

更换校服并不像做衣服那么简单。

黄金玉年轻时曾在广州一家服装厂工作。 她学会了“推、回、拉”的技巧。 但她依然把换外套视为辛苦活，“太麻烦了，得动动脑子。”

我应该用什么大脑？ 陶培庆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每件衣服都有不同的形状，改变它合身而不破坏原来的形状就好了。”

比如修改一件大衣，先测量肩宽、胸围、腰围、袖长、袖围等规格，然后一点点去掉接缝。 在保留整体形状的同时，根据客户的体型进行绘制和裁剪，最后重新缝合。 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时间和精力，熟练的裁缝需要两天时间才能换一件外套。

拆开的夹克

再比如换裤子，而不是简单的把腰部剪下来缝窄一点。 剪裁方法是将裤子从上到下全部接缝拆开，按照规格整体缩小，然后将裤子缝起来。 只有这样，修饰后的衣服才能真正贴合人身体的腰围。

“这就是所谓的推送文件。” 赵建新抛出了一个专业术语，见我苦恼，又补充道：“就是比例缩放的意思。”

在与大牌服装材质和潮流设计互动的日子里，裁缝师的工艺和时尚感也在不断提高。

张杰处理了一件缝线非常细的衣服，这些缝线用剪刀或刀片都无法去除。 他暗自窃笑。 事实上，美国的染色大师并不希望这件外套有任何改变。 于是他只能用一根细针，将每一针逐渐撕开，然后剪开。

《122号衣服》店张杰

小航对于更换皮衣和裤子很有经验。 他分析说，水貂皮的难点在于无法使用缝纫机，全部必须手工缝制，而且换一件需要两周时间。 这个行业就是这样，门槛并不高，只有与时俱进，勤于思考，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近年来，国内设计师品牌在服装行业不断涌现。 “陶吉”店里，陶培庆正在换一套国外冷门品牌的男装。 这是设计师拿过来让他调整版型的样衣。

“剪裁不够立体，造型太塌，变得没有形状……”他一口气数出了很多问题。 这种西装不是什么杰作，设计师也明白，所以要等陶培庆大师修改后，才能带回工厂批量生产。 无论从审美还是细节上，陶培庆都已经超越了很多制版师。

现在，闸北豪宅改建店一半的业务来自超市，另一半则来自直接上门的顾客。 顾客中既有服装设计师等业内人士，也有时尚行业的相关从业者。

黄金玉的嘉宾之一是潮流刊物《世界时尚园》的编辑。 她给我看了顾客的Momo同学圈，背景是他和Chanel前艺术经理、“老佛爷”Karl Lagerfeld的合影。

“这样，我就在潮流圈里占有了半只脚了。” 留着短烫发、涂着玫瑰迷人色彩的金宇得意的说道。

“小黄畅意”老板黄锦钰

但更多的顾客与潮流圈联系不大，所用的鞋子也不奢华。 一条内衣，原价几百元，如果去这里的任何一家店整体缩放的话，大概需要150到200元左右才能交易。 这笔交易听起来不太划算。 虽然袖口太大，无法用皮带系住，袖口又长又卷到两侧，但这些都是不花钱、不换衣服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吗？

在陶培庆看来，原因无外乎两个字——重视。 他说，站在北京街头，就连白首奶奶的装束也无可挑剔。 这个年龄段的男女应该穿着清新、得体。

对于挑剔的广州人来说，衣服不一定要很贵，但一定要整洁、合身。 衣服合身才能让人更有精神，所以经常光顾“小黄”的居民张先生表示，换衣服只是一种需要，“没什么奇怪的”。

潮流资源，强调人性，在服装改装店演绎“海派摩登”的场景。

开店容易，守店难

事实上，这样的价格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陶培庆开始不愿意接受采访。 一旁的陶女士语速很快，提到几年前有记者来采访。 报告发布后，不少新客户慕名而来。 “价格太离谱了”。

这让夫妻俩一时间生气了。 “先不说换衣服的过程有多复杂，他们知道那边的房租有多贵吗？”

“淘吉”店面面积约12平方米，现在每月要缴纳5000元租金。 “美美”位置较好，两层共12平方米，租金7000元。 “小航”向亲戚租了房子。 5平米的房间租金才1000元，看似实惠，但过年期间少不了给同事的礼物，实际租房成本也不低。

不仅黄金玉是北京人，其他四位裁缝都来自江浙。 大学生活并不容易。 我在不同的人身上看到过同一句话：“开店容易，守店难”。

“美美换衣服”的老板赵建新

这些年来，实体经济受到电商冲击，服装修改店接到的超市订单比以前压缩了很多。 与“美美”保持联系的分店只剩下3家了。 祖父去世后，赵建新解雇了另外两个姐姐来支撑小店。 5家服装修改店中，只有“淘吉”还在雇人做这项工作，其他4家店都是单独工作。

与此同时，以“衣裳衣”为代表的互联网换衣品牌正在加速发展。 它们提供了一种日益便捷的换衣模式：消费者在网上下单，通过快件或上门测量取货的方式将衣服送到各地区的中央换衣工作室。 相比之下，传统服装修饰行业的经营优势就显得更小。

这家互联网服装改装品牌正试图将触角延伸到实体服装改装店。 三年来，《一盖一》的工作人员找到陶培庆，向他询问虹口豪宅变圈的情况。 陶培庆不想透露内幕消息，也没有打算加入互联网变革阵营，所以这次联系就失去了。

毕竟虽然没有多少内幕消息。 “同事就是敌人。” 除了张杰和赵建新是同乡，经常互相串门借针线外，其他人基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守护着自己的小天地。 经常看到一些顾客的评论，说某位师傅手艺不好，他们并不认同。 正如张杰所说，“很难与所有人意见一致，管好自己的事吧。”

在“陶记”店里，陶培清、陶太太和雇工都疏忽了各自的工作。

以前活跃在时代浪潮中的裁缝，在面对新浪潮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保守的一面。

赵建新的母亲走了，但他希望“美美”留下来； 黄金玉习惯了安逸，不想再回到管理体系； 张杰和小航是能忍耐脾气、不愿意动的工匠。 他们和陶培庆一样，选择留在闸北的豪宅里，无视网络上的换装风潮。

陶培庆认为，换服装店最大的危机不是租金，也不是互联网冲击下的业务量下降上海服装厂大烫招聘，而是缺乏接班人。 今年疫情爆发后，“淘吉”停止运营了三个多月。 这段时间，他得以度过一个前所未有的长周末，认真思考未来。

然而转念一想，只有“关门”四个字。 因为“现在愿意学裁缝的年轻人不多了”。

这对于整个裁缝行业来说是一场危机。 互联网时代能否拯救行业？ 到目前为止，结果仍是未知数。

时间的针

采访结束，一位年轻女士开门走了进来。 陶太太和蔼地说道：“小李，你好久没来了，最近忙什么呢？”

“忙着说同学啊！”

店里一片欢声笑语。

小李此行的目的是换一些衣服。 因为瑜伽的丰硕成果，他原来的衣服已经不合身了，于是他来找陶培庆帮忙。

第一次来《桃记》的时候，小李还是一名大学生。 8年来，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与陶培庆夫妇的友谊却越来越深厚。 陶培清测量自己的身体时，熟练地配合着后者的动作，三人就像是默契配合的舞伴。

每个换衣店都有这样的常客。 有人从小时候就开始给孩子换衣服，现在他带着一个小女孩过来请裁缝给孩子换裤子。 换衣裁缝见证了两代甚至三代人的成长。 这种增长既是身体上的——在测量时最明显地感受到——也是精神上的——如果顾客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裁缝师就愿意倾听。

这也是他们不愿意搬出虹口豪宅的另一个原因。

陶培庆的36年，也见证了上海大道沿线的巨变。 1990年，他从上海来到北京。 那时，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裁缝了。 经介绍，他到虹口区大连路幼儿园工作。 专门为幼儿园班主任和中学生定制制服、表演服装等服装。 从此，他就在这个领域扎根了。 。

他还记得，当时渭南立交尚未建成，也没有轻轨，青岛路还是著名的汽车配件一条街。 假期里，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参观了北京赛马场。 三人挤上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到达了目的地。

几年后，汉中立交桥中段开工，一号线已投入运营。 一天早上，陶培庆看到“轰”的一声雷，是幼儿园附近一家鞋厂发生爆炸的声音。

“工厂拆了之后，你觉得建了什么？”

我摇摇头，他说：“是我们文新报业大厦！”

后来，青岛路从汽配一条街变成了文化传媒一条街，广州大道有了“梅泰亨”。 永平路的张杰、凤阳路的黄金玉、曹家渡的小航都来到了虹口的豪宅。

在之前的故事中，还有更多他们的身影。

卢湾府里的日子也不是没有风波。 咖啡店、奶茶店、理发店……曾经，这里的小商店比现在还要多。 而且这类店基本没有营业执照，“淘吉”等服装修饰店也是如此。

为减少经营者对市民生活的影响，维护卢湾平房作为优秀历史保护建筑的整体面貌，自2010年起，闸北区有关部门对“住改”和无证经营现象进行了整治。 到2013年，大部分非法商户被取缔。

期间，新村随处悬挂着“制止非法出租、非法装修”、“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的横幅。 陶培庆等人都吓坏了。 庆幸的是，由于换衣店并不太扰民，而且还具有家庭作坊般的便民服务功能，所以最终被保留了下来。

城管的温馨片段，被记录在更衣室的生活史中。

尽管面前还有很多困难，甚至调侃“难入雅堂”，但他们与北京知名的红帮裁缝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闸北公馆里的裁缝们依然靠着耐心、专注和坚持，徒手拼搏。 城市爆发了。 他们的孙子们都受过较低的教育，毕业后回到北京工作照顾母亲。

这样一个常见却又感人的家庭斗争过程，确实存在于城市变迁的间隙，留在了久经沙场的母亲的缝里。